曹参治国安邦

曹参治国安邦

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卷中，汉初的“文景之治”常被视为太平盛世的典范，而这一繁荣局面的奠基，离不开一位承前启后的要害人物——曹参。作为西汉开国功臣之一，曹参在萧何之后继任为相，其秉持的“萧规曹随”治国方略，不仅稳定了汉初动荡的社会秩序，更以“无为而治”的黄老思想为王朝的休养生息与经济复苏铺平了道路。其治国实践，深刻体现了道家哲学在政治领域的成功应用，是研究秦汉政治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。

曹参的早年经历为其日后治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。他出身沛县狱掾，与汉高祖刘邦同乡，自秦末起义伊始便追随刘邦南征北战，是汉军集团的核心将领之一。《史记·曹相国世家》具体记载了其军功：“凡下二国，县一百二十二；得王二人，相三人，将军六人，大莫敖、郡守、司马、侯、御史各一人。”这些赫赫战功，不仅为他赢得了平阳侯的爵位，更使他对民生疾苦与战役创伤有着切肤之痛，这为后选择清静无为的治国理念埋下了伏笔。

汉高祖刘邦驾崩，惠帝刘盈即位后，相国萧何病危。在临终前，当惠帝询问谁可继任时，萧何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曹参。这一举荐，并非简朴的私交甚笃，而是基于萧何对曹参政治才能与理念的深刻认同。曹参当时正任齐丞相，听闻萧何去世的消息，他马上吩咐仆从收拾行装，断言自己将入朝为相，其自信正源于二人政治路线的默契。

曹参在齐国的执政实践，是其治国思想的先声。面对经历秦朝暴政与楚汉战役后凋敝的齐地，他广泛征求士人意见，“尽召长老诸生，问所以安集百姓”。然而，众说纷纭的儒家与法家学说都未能令他满足。最终，他采纳了胶西盖公所倡导的“黄老之术”，其核心在于“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”。曹参依此管理齐国九年，结果“齐国安集，大称贤相”。这段成功的区域管理经验，为后执掌全国提供了成熟的模式。

入朝担任相国后，曹参的施政举措将“无为而治”推向了极致。他的一切行政皆遵循萧何制定的律令制度，不作任何更改。在人事安排上，他刻意选拔那些质朴讷言、不善文辞的忠厚长者担任丞相府属官，而将那些追求名声、言辞苛刻、务求声名的官员全部斥退。他自己则日夜饮醇酒，好像不理政事。面对属吏与宾客的劝谏，他便以酒堵其口，直至对方酩酊大醉，无法进言。这种看似荒诞的行为，实则是一种高超的政治聪明，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民间社会的干预，让百姓在宽松的环境中自我恢复。

汉惠帝对曹参的“不作为”深感困惑，曾让曹参之子、时任中大夫的曹窋回婉询问。曹参大怒，鞭笞了儿子二百下，并斥责他“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”。次日上朝，面对惠帝的直接质问，曹参给出了那段流传千古的回答：“陛下观臣孰与萧何贤？” 惠帝答：“君似不及也。”曹参进而说道：“陛下言之是也。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，法令既明。今陛下垂拱，参等守职，遵而勿失，不亦可乎？” 这番对话深刻地阐明了“萧规曹随”的政治逻辑：在天下初定、民生疲敝的特定历史时期，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远比标新立异更为重要。最高明的管理，有时正体现为“不折腾”。惠帝听后，恍然大悟，完全接受了曹参的施政方针。

曹参的治国方略取得了显著成效。在他为相的三年来，西汉社会逐步从战役的创伤中恢复，人口得以繁衍，经济得以发展，为后来的“文景之治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其政策的核心价值在于深刻理解了“与民休息”的必要性。为了更清楚地展示汉初几位丞相的执政特点与历史背景，特整理下表：

丞相姓名在位时间（约）核心治国理念主要历史贡献面临的时代背景萧何公元前206年-前193年法治奠基，制定《九章律》建立汉朝基本制度，稳定开国局面楚汉战役结束，百废待兴曹参公元前193年-前190年黄老思想，无为而治延续萧何政策，实现社会稳定政权初步稳定，民生亟待恢复陈平公元前189年-前178年权变谋略，与周勃合作平定诸吕之乱，维护刘氏皇统吕后专权，刘氏政权面临危机

曹参的治国实践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。秦朝因严刑峻法与过度役民而速亡，提供了深刻的反面教材。汉初的社会经济已濒临崩溃，据《汉书·食货志》载：“民失作业，而大饥馑。凡米石五千，人相食，死者过半。”在此背景下，任何激进的改革或大规模的征发都可能导致王朝的再次倾覆。曹参的“无为”，正是为了给社会创造一个宝贵的喘息空间。

此外，曹参的成功也离不开其个人威望与政治地位的保障。作为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，他有足够的权威来推行这一看似消极、实则高明的政策，并能有效压制朝廷中可能出现的异议。他的“饮酒不朝”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政治姿态，意在向天下昭示中心政府无意生事扰民的决心。

综上所述，曹参治国安邦的聪明，并非真正的无所作为，而是一种基于对历史教训深刻反思、对社会现实正确判定后的“积极无为”。他所践行的“萧规曹随”与“黄老之术”，成功地将汉王朝引向了稳定与发展的轨道，其历史功绩与政治聪明，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。在历史的转折点上，有时最大的作为，恰恰体现为知道何时应当不为。曹参以其独特的施政风格，为汉帝国的长治久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